我国建造潜艇的历史始于晚清时期。据《益文录》记载，1880年天津机器局曾试制过一艘“式如橄榄”的木壳“水下机器”。但是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，我国都没能再次建造出潜艇。

  法国1863年建造的橄榄形状的潜艇。中国第一艘潜艇有很大的可能性是这个样子的。

  不仅未造潜艇，而且海军也没有装备过潜艇。据说，政府曾经向德国订购过潜艇，但是抗战爆发后，希特勒因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，拒绝向中国交付。这个传说也就是最近几年出现，以此来为政府不积极发展军工、不积极增强国防实力推卸责任。

  1950年8月，海军在北京召开建军会议，确定了“以现有力量为基础，重点发展海军航空兵、潜艇和鱼雷快艇等新力量（简称‘空、潜、快’），逐步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”的建军方针，潜艇部队建设处于优先级。

  1951年4月20日，海军选调275名干部、战士组成潜艇学习队，到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老虎尾的潜艇分队学习，用于学习的潜艇是苏联”秀克型“潜艇。1952年5月，第一个潜艇基地在青岛开始修建。1953年8月20日，海军潜艇学校在青岛成立。 1954年6月19日，以旅顺潜艇学习队基础，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——海军独立潜艇大队在青岛成立。6月24日，海军独立潜艇大队接收了2艘苏联M级老式小型潜艇，命名为“新中国11号”和“新中国12号”。7月，又接收了2艘苏联“斯大林”级（C级）中型潜艇，命名为“国防21号”和“国防22号”，并开始执行远航巡逻警戒任务。1955年9月，独立潜艇大队改编为潜艇第一支队。1958年底扩编为3个支队。

  苏联最先提供用于学习的秀克型潜艇，我国曾租用了2艘，S-121号和S-123号

  1955年9月，独立潜艇大队改编为潜艇第一支队。1956年，我国又从苏联购买了2艘M级潜艇（XV型，M-278和M-279），命名为“国防23号”和“国防24号”（舷号204，后来改为418，隶属于东海舰队）。有一种说法，我国购买了”四大金刚“后，苏联基于中苏友谊，附送了一些小型舰艇，其中就有M-278和M-279。

  418艇属于M级（Малютка，也被称为“婴儿”级）小型近岸潜艇。该级艇是由苏联舰船设计师马利宁主持设计的一型单壳体小型潜艇，长44.5米，艇壳宽3.3米，吃水2.58米，排水量208吨（水面）/256吨（水下），武备是两具533mm鱼雷发射管（携带鱼雷2条)和一门45mm甲板炮，动力装置为一台38km8型柴油机和一台pg60型电动机，最大航速14节（水面)/8节（水下)。

  M级潜艇是二战前（1934年）的设计，苏联共生产了141艘，是卫国战争时期的主力潜艇型号之一。这一级潜艇在二战时已不先进，更甭说到了二战结束十几年后的1959年。但是，就是这一型已属落后的潜艇，对于被西方封锁且自身缺少技术和工业能力薄弱的我国来说，绝对是”金贵“的技术兵器。要知道，当时海军总共只有8艘潜艇。

  潜艇部队组建以后，聘请了苏联专家来指导，到1959年大体完成训练，开始和潜艇的磨合期。418号潜艇原属苏联海军的老旧潜艇，进入我国服役后，一直担任着训练艇的任务，几年内为人民海军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潜水艇人员，可以说功劳卓越。但由于任务繁忙，每天几乎都要出动，无休止地进行着各种训练，这也为日后的事故埋下了伏笔。

  1959年11月24日起，东海舰队护卫舰6支队18大队“昆明”、“成都”、“衡阳”3舰，与潜艇22支队416艇、418艇，在舟山海域举行演习，演习口号是”“。

  12月1日的演习科目是攻潜、反舰综合演练，418艇充当”敌方“潜艇对抗我军护卫舰。但护卫舰6支队18大队大队长与政委，“成都”、“衡阳”舰舰长和政委，418艇政委均在岸上参加批判“彭、黄”(彭德怀、黄克诚)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，未参与演习，由“昆明”舰舰长临时指挥编队演习。

  在之前的演习中，418艇成绩很不理想。M级潜艇过于老旧，加上技术不过硬，在前一天的鱼雷攻击演练全部失败，没有一发击中目标，并且还弄丢了一发价值十五万的教练鱼雷。418艇正副艇长对此都感到很自责，勉励官兵下面要好好训练。418艇艇长名叫张明龙，副艇长叫做王明新，都是海军的优秀军官。

  当天的演习计划是，418号潜艇在水面下躲避水面上舰艇的搜索，并成功打击目标。艇长张明龙面色凝重，尽管他的妻子即将生产，自己马上要做爸爸了。张明龙下令全队集中注意力，势必圆满地完成此次演习任务。

  随着演习开始的命令下达，全艇的所有官兵开始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海面下，418艇在50米深的水域全速前进，不停地做着“之”字形运动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躲避水面舰艇搜索和攻击的方法。

  这一天的演习进行的很顺利，时间来到下午的13时40分，演习已经接近尾声，艇上的船员也放松了下来。副艇长王明新十分激动，他刚刚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海军学院，是海军里少有的高材生，他来这艘潜艇上是来适应实战环境，不久的将来他将拥有一艘自己的潜艇，成为一名光荣的潜艇指挥官。航海长金作印也结束了观察任务，他毕业于大连海校，是新中国最早的大学生之一。轮机长王发全也放松了紧绷的神经，静静地等待上浮命令的下达。

  轮机长是全艇机械、动力、电气设备的技术总负责人，尽管王发全服役多年，技艺十分娴熟，但是418艇已经服役太久，昨天鱼雷发射的失误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因为潜艇设备的老化。

  就在演习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原本晴朗的天气却突然发生了变化，转眼间乌云密布，海上也渐渐刮起了大风，似乎在暗示着危机的到来。

  按照演习计划，418艇在水下完成最后一个演练科目：规避航行（就是走“之”字），然后浮出水面。因为418艇通讯技术落后，无法在水下进行无线电联络，所以事先约定由“衡阳”号护卫舰向水下扔3枚陆军手榴弹。潜艇听到3声爆炸后，就可以上浮。

  衡阳号护卫舰，舷号508号，中国海军最早安装导弹的护卫舰，是以前苏联提供的技术和材料由我国自行装配的“里加”（Riga）级护卫舰。1956年3月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开工建造，1957年下水，1958年6月通过国家验收服役于东海舰队。

  12月1日13：55分，担任演习总指挥（代理大队长）的昆明舰舰长下达了结束演习，潜艇上浮的命令。衡阳号护卫舰接令后，实习舰长下达了一个错误的命令：发动机停车。结果，衡阳舰在潜艇上浮点附近停车漂泊。

  衡阳舰这一动作，后来成为本次事故的诱因。按规定，水面舰艇在驶离潜艇预定起浮点海区前不得停车，这是为了使潜艇能随时监听到水面舰艇的发动机声，从而确保上浮安全。

  正因为衡阳号护卫舰发动机停车，让418艇无法准确掌握两舰的相对位置，最后导致重大伤亡。

  衡阳号向水下投射了三枚陆军用的手榴弹，潜艇声呐兵听到三声爆炸后，报告艇长可以上浮。艇长和全体水兵都听到了手榴弹的三声爆响，这说明两舰距离很近，不需要借助声呐就能听到三声爆响。

  艇长张明龙下达了“准备上浮”的口令。全体艇员就位。通过监听判断护卫舰已经驶离，随后从30多米深度开始上浮。

  根据条例，潜艇上浮时本应该关闭所有的水密舱，但418艇却没这么做。中国潜艇部队刚刚组建不久，各方面管理都不严格，当时战士们的经验也不足，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。由于长时间在水下训练，此时418艇内空气混浊，官兵们都高兴的希望回到水面，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水密门的开关步骤相当复杂，这导致当时艇上的官兵们并没有将水密隔舱的水密门全部关闭。

  轮机长王发全是个老兵，接受过苏联专家长达5年的严格训练。接到艇长传来的上浮命令后，他下令启动排水系统，15个大气压的高压气迅速注入水柜，海水在强大的高压气下被挤出水柜，深度30米、20米、15米、8米――潜艇迅速上浮。

  灾难随着潜艇的上浮慢慢接近，此时衡阳舰的巨大舰体恰恰在418号潜艇的上方。衡阳号的水兵们刚完成打靶测试，正在甲板上对主炮进行擦拭。

  撞击，曾是英国海军发明的一种反潜战术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二战结束到1990年，世界各国潜艇共发生非战斗沉没事故91起，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：碰撞，进水，不明原因。

  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，衡阳舰锋利的舰首将418艇的舰桥一下子切开！后来打捞潜艇发现，潜艇被撕开一个长1.6米的大口子。

  几乎一瞬间，汹涌的海水涌入潜艇。不到一分钟，第二舱就被海水淹没。如果其余水密舱关闭的线艇还可以浮在水上。但除了第五舱以外，其余水密舱门都是打开的，短短3分钟内，潜艇中部的二、三、四共3个舱全部被海水淹没，艇长张明龙等7名军官和17名士兵当场遇难，潜艇也缓缓沉到40米深的海面下。

  艇长张明龙在牺牲之前，仍然尽全力抢救潜艇。418艇第一时间释放了呼救浮标钢缆，这个钢缆不仅能确定失事潜艇位置，还有一条有线电话可以同海面联系。

  在潜艇下沉中，王发全突然听到四舱的人拼命敲打着水密门，并大声喊话：“五舱排水，五舱快排水……”。因为五号舱事前关闭了水密门，所以暂时未出现漏水的迹象。当听到有人求救后，王发全第一时间就认识到一定是前几个舱出了事故。

  由于四舱并没有排水装置，涌入的海水需要五舱进行排放。于是王发全迅速冲到了排水装置前。由于之前五号舱的排水阀很少使用，在漫长的服役中，上面的设备已经老化，就连胶皮都变得脆弱不堪。最终，王发全在轮机兵陆正德的帮助下，合力打开了生锈的阀门。

  但是，排水的速度赶不上海水的涌入，海水不仅没有排出，反而猛烈地向五舱喷射。王法全组织轮机战士全力进行堵漏，可是无效。转眼间五舱进水也没膝深了，四舱呼喊和敲击声也渐渐地停止了。

  王发全知道，发生这种情况一定是门外的海水已经填满了四号舱，而当海水在压力下冲破五号舱时，也就轮到他们命丧当场了。

  “撤，赶快撤到六号舱。”王发全带上了救生服和氧气再生药板，领着4名轮机兵来到了六舱。王法全领着大家首先用损管器材支撑加固五、六舱间的隔板与水密门，然后，向各舱联系以便弄明情况。可是，请示艇长，指挥舱没有一点回音；与一舱鱼雷长联系，也不见反应。他们感到事态严重。

  潜艇沉没后，418潜艇上就只有关闭了水密门的首舱，还有六舱仍有幸存者，其他人都已经葬身海底。首舱内有5个幸存者，六舱内10个人被困，但是彼此却无法联络。最高指挥官是轮机军士长王发全和电工军士长王传金。

  王发全等10人利用氧气瓶和从苏联进口的昂贵氧气再生板，苦苦坚持，等待救援。此时潜艇内电力早已中断，官兵们在黑暗中互相鼓励。

  撞击发生时，海面上的“衡阳”号也感受到了一阵晃动，但当时天气条件不好，海面上又有大浪，原本舰身晃动就是常有的事，当时也并未有人在意。

  海面上的人们还在疑惑为何418潜艇迟迟不上浮时，突然，护卫舰“成都号”水兵发现了海面上的一个漂浮物。20分钟后，小舢舨靠近漂浮物，原来那是潜艇的呼救浮标。这下水面舰艇上的众人终于意识到不妙。可当时海上已经是狂风大作，浪涛汹涌，执行护卫任务的护卫舰根本没办法完成救援任务，于是当即将消息上报。

  下午，潜艇支队的作训科长张毅接到了海上编队的电报，当即向作训参谋下达三项命令：第一，即刻向舰队报告情况，请示速调救生大队，同时调拨一批救生用具；第二，请示快艇支队支援两艘鱼雷快艇，迅速赶往出事海区；第三，急令110号拖船立即起锚。同时令418号艇政委马振民随船前往。

  得到418潜艇遇难的消息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立刻作出指示：“分秒必争，救人第一，首先输氧。”

  时任海军潜艇部部长的傅继泽，当天赶到现场。空军出动，运输机星夜兼程，从青岛、旅顺空运来潜水人员，救生用具。上海市委领导也派出上海打捞局张智魁局长，率领当时国内一流的打捞队伍前来支援。一时间，大小59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奔向出事海区。

  当时中国海军非常落后，缺少潜艇救援的专业器材，也无任何经验。当天出现8级大风，将418艇释放的呼救浮标钢缆吹断了，由此水面救援舰（船）队压根就不知道418艇在哪里。高达59艘的救援舰队在失事海域急的乱转，始终找不到418艇的位置，救援也就无从谈起了。直到68小时后才重新找到潜艇，但为时已晚。

  12月2日凌晨5时，在15个小时后，氧气再生药板也用光，氧气即将耗尽，有人开始张大嘴巴，喘着粗气。王法全和电工军士长王传经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，他们毅然决断：“离艇！”他们决定沿鱼雷发射管出舱。

  王发全想起电力中断前，他曾经看过潜艇的深度表，显示水深为8米，当时认为潜艇可能撞在东福山上。一般来说，在这样的水深上浮的话，只要不是上浮过猛，身体可完全承受。大家还比较乐观：只有8米，只要一蹬脚就行。但是，由于船舱进水和扭曲，深度表已经被撞坏，实际上他们在海下深达40多米处。此处水压超过大气压4倍，在上浮过程中如无控制，由超压的海底速度过快地升到海面，骤然减压，血液中的氮产生大量气泡堵塞血管会立刻导致人瘫痪，同时也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肺撕裂而死亡。

  有的新艇员不熟练逃生技术，王发全立即进行讲解，把他们编成3个小组，指定了组长，安排了离艇顺序，约定了会合地点和联络信号。新兵陆正德报告王发全，他的潜水服有裂缝。王发全把自己的潜水服和他互换。没想到，这个漏气的潜水服反而帮了王发全，减缓了他上浮的速度。

  王发全是老兵，接受过苏联教官的训练，他一再叮嘱战友，上浮时候不能太快，尽量找一些重物抓着，一点点上浮。但此时舱内氧气几乎耗尽，官兵呼吸艰难，人人都比较惊恐，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些。在王发全的命令下，其余9名战友在黑暗的舱内胡乱寻找重物。结果有的人摸到一把比较重的扳手，有的人只摸到一个轻飘飘的水杯，更不可思议的是刚上艇的新兵急着出去，干脆空着两只手。

  离艇之前，10名战友互相握手鼓励，说大家必须要活下去。王发全还告诫大家，出去之后，先抓住艇边，停一会儿再上浮，防止减压病。出去时先抓住艇边，停一会儿再上浮。

  王传经爬上舱口，打开那个与外界隔绝的密闭舱盖。王传经钻出舱口，他用力一蹬脚，立刻消失在一片黑暗中。按照顺序，轮机兵梁兆秀、班长清明、士兵贵宪良、舵信兵张永平、舱段兵梁益均、轮机兵李慎清、陆正德、仲宝明依次钻出舱口。王发全是最后一个！

  王发全考虑比较周全，他想到如果大家浮出海面以后没有遇到救援船只，就要在海上漂浮等待获救，必须带一些吃的和用的东西。王发全从舱内找了几包饼干和几个罐头抱在手里，并带上了钳子、扳手和一把防鲨刀，这样他的负重就比其他战友大的多了。

  可刚一进水，王发全就感觉到不对，漆黑的水中，看不见一点亮光。王发全多年后回忆：我一出水就感到了可怕，艇外海水漆黑一团，我抱着那包饼干，深吸一口气便钻出舱口，一出舱，立即感到身体像被一只大手攥着一样，耳膜生疼，这哪止８米啊！

  这根本就不是八米的水深，王发全出舱的瞬间就意识到了。害怕的同时内心也不免一阵悲伤，如此大的水压下，刚才那些没有佩戴重物的人怕是一浮上去就会命丧当场。王发全摸索着关好舱盖，才开始往上浮。心跳得像敲小鼓，胸口发闷，耳膜针扎似的。越往上压力就越减小，王法全不断呼出肺里的膨胀空气，以免肺被气压伤。据他回忆：

  还是那包饼干和罐头帮了大忙，它有一定的重量，所以上浮的速度慢，不像他们那么快。我浮一段，就扔一点东西，但那包饼干没舍得扔。越往上压力就越弱，我不断呼出肺里的膨胀空气，以免肺部被气压伤，但也不敢呼出得太快，因为快了，空气不够用，人会憋死。快接近海面时，已经是身不由己了。海浪把我推来推去。当时已经精疲力竭。海面黑糊糊一片，不见一个人，风呜呜地刮，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，１２月份的海水冷得够劲儿，这时也觉不出来了，只是拼命地喊。不远处的舰上有灯光，我就朝那边游过去。昆明舰发现了我，放下舢板来救我，但风太大，６只桨划断了４只。没法子，他们就朝我扔救生圈，可惜一个也没套住。最后舰上朝我抛过来一根缆绳，我死死抓住绳子不撒手。虽然离船很近，我自己已无力爬上去，手也被勒得快露出骨头，钻心地痛，没办法只好用牙咬住绳子。甲板上的人连拉带拽总算把我拉了上去。上去以后一低头，吐出两颗门牙来。

  王发全被救起时，他身体极度疲劳，但神志还清醒。两小时后，出现神志昏迷，心跳衰弱、呼吸逐渐困难症状，陷入濒临死亡状态。这是中国第一例减压病。

  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亲自命令下，各单位尽全力抢救王发全。鱼雷快艇以最快速度将他送往上海，那里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治疗减压病的专家。人被送进减压舱时，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自打电话指示：“组织力量抢救，谁也不能让他死，谁给弄死了谁负责！”但这毕竟是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例，在潜水医学专家匮乏、设备落后的情况下，困难可想而知。

  王发全在经历了恐怖的四十米后终于奇迹般获救，而他也成为了418潜艇事故中唯一的幸存者。身体恢复后，被安排到潜艇士兵学校担任潜艇损害管制教研室实验室主任，他的亲身经历是最生动的教材。不过，减压病的后遗症一直伴随着王发全，到晚年，因此还形成股骨头关节坏死，使王发全瘫痪了4年。

  王发全在此次潜艇失事后，积极组织领导排水、堵漏和加固舱室，及时果断地组织机电部门人员转移舱室和离艇脱险，进行战前脱险技术训练，把危险留给自己，把安全让给战友，对于总结此次潜艇失事、人员脱险、减压病治疗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有特殊的贡献，因此，海军党委给他记一等功。

  舟山群岛中的东山岛上，排列着38座烈士坟墓，除了竖立着一块正面书写“海军一三八五部队遇难烈士纪念碑”外，别无任何事迹介绍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知道纪念的是谁。

  418艇失事75天后，潜艇的遗骸被打捞出水。沿着被“衡阳号”劈开的舰桥下到指挥舱时，6名军官、9名士兵全都牺牲在自己的战位上。艇长张明龙，这位共和国海军第一代潜艇指挥员，仍是一副临危不乱的神态。在首舱，人们找到了一个密封的罐子，罐子里装着烈士们的遗书。他们在信里表示：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，同志们表现得都很好，现在已无办法，我们决定逃生，亲爱的战友们，永别了！

  为了铭记这一教训，418艇被重新组装起来，安置在了青岛海军潜艇学院的操场上，成为教学和潜艇逃生训练的特殊教学设备。

  水下作战力量的建设是新中国海军发展的重点方向，中国潜艇部队是一支精英力量，最早由苏联海军”一对一，手把手“训练而成，可以说完全克隆了苏联海军潜艇部队。在这样的成军方式下，潜艇部队一方面继承了苏联海军的优点，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忽视水下救生的弱项（当然还包括忽视艇员生活舒适性，忽视舰艇损管建设等弱项）。

  418艇海难事故后，中国海军痛定思痛，除了加强管理，完善条令条例，在训练中的细节把握实行严格主义，还于1960年将”水下救生、救捞“列为专项任务，先后建造了930号氦氧救生船、922号打捞船、946号近海救生船等一系列专用海上救援舰船，对保障中国海军潜艇部队水下作战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  如今，随着国力的增长和持续的投入，在水下救捞领域，中国海军迅速成长，与美国一起变成全球上最大的两个”水下救捞“强国。而海军潜艇部队也再未出现过潜艇碰撞以及水密门隔绝不严的情况。

  安葬在舟山群岛的38名烈士，他们作为第一代潜艇英雄的奉献和牺牲精神，将被更多人知晓和传颂。418号艇上的潜艇兵是为祖国探索先进武器使用技术而牺牲的，让我们为这些为国牺牲的战士们献上最崇高的致敬！